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fā)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經濟學的歷史，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fā)您的創(chuàng)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篇1

當前中國經濟史研究深陷困境，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研究者沒有明確經濟史學的性質。經濟史學的性質，實際上就是“什么是經濟史學”或“經濟史學研究什么”的問題。它一直是經濟史學研究者不斷討論但又始終有不同說法的重要議題。如吳承明(1995)認為，經濟史是“研究過去的、我們還不認識或認識不清楚的經濟實踐(如果已認識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怂?1987)把經濟史“看成是一個單一的過程———具有一個可認識的趨勢(至少到目前為止)的過程”。諾思(1992)認為，經濟史的任務是解釋經濟在整個時期的結構和績效。由此可見，關于什么是經濟史這一問題，經濟史學界存在諸多不同的解釋。筆者認為，學界之所以對這一問題有諸多不同解釋，一是源于學者對于經濟史學科的研究對象有著不同認識。如，諾思(1992)認為，經濟在整個時期的結構及其實績是經濟史學的研究對象。希德認為，經濟史是研究人們過去如何從事生產、分配、勞動諸問題，又要用不同方法測定上述活動的相對效率。中國學者關于經濟史學科研究對象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研究對象的橫向與縱向兩方面。在橫向方面，主要觀點集中在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還是生產力，抑或二者的矛盾統(tǒng)一，以及社會經濟運行規(guī)律、社會經濟結構或全部社會經濟的總和等方面?？v向方面主要涉及的內容就是研究對象的時間界限。趙德馨(1999)指出，經濟史學按學科研究對象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人類經濟生活演變過程及其規(guī)律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史學，一類是以經濟史學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史學概論”。

經濟史學又分為經濟史實和經濟史學通論兩部分。經濟史實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經濟生活發(fā)展演變的過程，而經濟史學通論的研究對象則是人類經濟生活發(fā)展演變的規(guī)律。這里的經濟史實就是人們通常說的“經濟史”，是經濟史學科的主體。而關于經濟史學科研究對象的分歧實際上也主要是關于經濟史研究對象的分歧。在關于經濟史研究對象這一重大問題上，趙德馨(1992)指出，經濟史的研究對象，橫向上，寬到經濟全領域(即物質資料的生產以及相應的交換、分配、消費，包括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及二者的相互關系)，包括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縱向上，長到歷史全過程，包括整個的經濟的全部歷史(但這里的歷史指學科對象意義的歷史，而非絕對時間意義上的歷史)。筆者感覺，趙德馨對于經濟史學的定義系統(tǒng)而全面的概括了經濟史學科的研究對象。二是源于學者對經濟史學科性質的理解存在分歧。長期以來，經濟史一直被認為是處于經濟學和歷史學兩大學科之間的邊緣學科或交叉學科。但學界對于這一觀點卻有著諸多不同認識。吳承明(2005)說:“我們說經濟史是一門交叉學科。其實沒有這個學科。搞經濟史的不是學歷史出身，就是學經濟出身。這就很自然地形成兩個學派:學歷史出身的注重史料考證，學經濟出身的重視理論分析?！备叩虏?2000)更進一步指出，這一提法是學科劃分上的誤解，認為經濟史學是一個邊緣學科是錯誤的。趙德馨(1999)則說:人們常常把經濟史學稱為邊緣學科或交叉學科，當然無可非議。但從經濟史學的產生與學科屬性看，有經濟學科的經濟史與歷史學科的經濟史，就此而言，稱經濟史學為“跨學科的學科”更為貼切。

二、加強經濟學理論

在經濟史研究中的應用不難看出，雖然經濟史與經濟學當前是兩門獨立的學科，但從經濟史學的性質和歷史來看，它與經濟學緊密相聯(lián)，密不可分。因此，加強經濟學理論在經濟史研究中的應用不僅是經濟史學科性質的要求，更是遵循經濟學發(fā)展歷史規(guī)律的要求。為探討這一問題，需先簡要闡述經濟史學的研究方法。科學的研究方法對于學術研究至關重要。對經濟史研究方法的論述，實際上也就是探討怎樣研究經濟史學的問題。怎樣研究經濟史學，主要取決于該學科的研究對象及其性質。對此，不少學者已發(fā)表過相關論述。多數學者認為歷史學和經濟學的方法是兩個缺一不可的基本方法。如吳承明在主張“史無定法”的同時，強調經濟史研究者既要有歷史學修養(yǎng)，又要有經濟學根柢。他認為，“經濟學是研究經濟史的方法，歷史學又是研究經濟學的最好的方法?！薄皩嵶C主義，包括考證是經濟史研究中不可須臾或離的研究方法?！憋@而易見，吳承明雖然主張“史無定法”，但更強調經濟史研究中歷史實證主義方法的運用。這與他關于經濟史學科性質的認識是一脈相承的。熊彼特(1996)認為:“歷史的研究在經濟分析史方面不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1歷史學方法被一些學者首當其沖作為經濟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趙德馨提出:“史有定法。當我們說‘史無定法’時，絕不是說經濟史學沒有自身的一定的研究方法。

方法問題對經濟史的研究太重要了?！彼J為，“經濟史在本質上是一門經濟學科，它的研究方法必須是經濟學的方法?！辈浑y看出，他雖亦反復論述經濟史料的重要性，“只有在弄清事實的基礎上，才能談得上正確地總結經驗，揭示規(guī)律，抽象出經濟理論?！钡鼜娬{經濟學方法的運用以及經濟學與歷史學方法的融合。也許這是趙德馨一向被學界認為是屬于“經濟學的經濟史”陣營的原因所在。很顯然，雖然學者均強調經濟史研究中歷史學和經濟學方法的重要性，然而各有側重。由于對經濟史學科性質的不同認識，導致了關于研究方法認識的差異。當然，反過來講，也許正是由于對經濟史學研究方法的認識不同，才使人們對經濟史學科性質的認識出現差異。再來看經濟史研究前途樂觀之美國。經濟史在美國的境遇能夠改觀的關鍵在于，學者把計量經濟學、統(tǒng)計學、數學模型等引進了經濟史研究，使經濟史研究擺脫了傳統(tǒng)的以文史取向為特征的研究范式。而中國的經濟史研究者要么是經濟學出身，要么是歷史學出身。故而經濟史常常圍繞兩種方法打轉，即以美國為主導的計量經濟史和以英國為中心的強調歷史學與社會學方法的經濟史。中國的傳統(tǒng)史學研究者不喜歡做計量分析。而經濟學出身的經濟史研究者雖然是學經濟的人，但在經濟史研究中也沒有運用太多的經濟學方法。經濟史學家趙德馨曾說，他畢業(yè)于財經學院，并長期在財經學院教學，也沒有學到多少經濟學方法。從整體而言，中國的經濟史工作者，對歷史學方法比對經濟學方法知道得多一些，運用得好一些。

三、培養(yǎng)經濟史學思維方式

在強調經濟學理論在經濟史研究中的運用的同時，多學科思維方式的融合對于經濟史學研究至關重要。吳承明指出，除經濟學與歷史學的基本方法外，經濟史研究要廣泛吸收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比如，他提倡把民族學、民俗學、社會心理學引入經濟史研究。然而，現行教育體制與科學研究體制不利于這種融合，也不利于學生經濟史思維方式的養(yǎng)成。為了培養(yǎng)學生的經濟史思維方式，這需要老師在教學方面下功夫。比如，趙德馨在帶經濟史專業(yè)研究生時，一方面努力創(chuàng)造多種學科思維方式融合的環(huán)境與氛圍;另一方面則明確地提出轉變思維方式的任務，引導學生按照以下目標補缺門:從經濟學科來的，補上歷史學知識與思維方式;從歷史學科來的，補上經濟學知識與思維方式。504在經濟史領域取得卓越成就的中國經濟史學的開拓者與前輩都是實現經濟學與歷史學思維方式融合、具有經濟史學思維方式的典范。如梁方仲、湯象龍、方顯廷、傅筑夫、嚴中平、陳振漢、汪敬虞、吳承明、彭澤益、張仲禮、谷霽光、傅衣凌、何茲全、張蔭麟、李埏等。學科研究對象及研究方法決定思維方式，而學識素養(yǎng)則是養(yǎng)成思維方式的基礎。故而經濟史研究者不但要加強經濟學理論修養(yǎng)，而且決不能忽視歷史知識的積累。如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所彭南生在養(yǎng)成經濟史學思維方式這一點上，就做的比較成功。他在華中師范大學獲得歷史學本、碩學位后，又跟隨趙德馨先生學習經濟學和經濟史學的相關知識。趙德馨希望他留心經濟史學的研究方法及與之相適應的思維方式，在已有的歷史學知識與思維方式的基礎上加上經濟學知識與思維，并使二者融合為一，從而實現思維方式的轉變，養(yǎng)成經濟史學思維方式。彭南生的博士論文獲2000年全國百篇優(yōu)秀博士學位論文。這與其思維方式的轉變是分不開的。

四、結語

篇2

【關鍵詞】西方經濟學 馬克思經濟學 市場經濟基礎理論

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馬克思明確指出：“我要在本書中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這決定了馬克思經濟學必然要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運行基礎――市場經濟進行研究，從而與作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經驗總結的西方經濟學有著某種相通之處。但由于二者在立場、觀點、方法上存在著分歧，它們的區(qū)別則是根本的。

一、兩者在市場一般層面存在相通之處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關于生產一般和生產特殊的論述同樣適用于市場經濟。依據《導言》的思想，市場一般反映的是市場經濟的共同特點、共同規(guī)定，是在思維層面上反映出來的、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體制性特征；市場特殊是指抽象的市場經濟與一定生產關系的結合，反映了市場經濟的制度性特征。在市場一般的層面上，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市場經濟基礎理論存在相通之處。

（一）兩者對市場機制的總體描述相似

西方經濟學中微觀經濟學的核心是淪證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原理，而這一原理正是對市場機制的一種描述：每個個人，“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苤恢豢床灰姷氖值闹笇ВケM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在市場機制作用下，每個人在追求他自私自利的目標的同時，卻自然而然地促進了整個社會的利益。微觀經濟學即是對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原理的合乎邏輯的表達形式。在微觀經濟學中，市場中的每個參與者都以利己為動機從事經濟活動，也即理性的經濟人：消費者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廠商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通過分析消費者和廠商的行為，證明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能夠最有效地配置資源。

宏觀經濟學雖然承認“市場失靈”，承認市場機制未必能使全部資源達到“充分就業(yè)”的水平，但卻認為通過宏觀調控或宏觀經濟政策的執(zhí)行可以彌補這一缺陷，從而得出市場機制仍然可以最有效地配置資源的結論。

馬克思經濟學也從資本的利己本性出發(fā)來描述市場機制。資本的本性就是像吸血鬼一樣盡可能地吸取剩余價值，“剩余價值以從無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誘著資本家”，促使資本家采用新技術、提高本企業(yè)的勞動生產率，從而縮減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使自己獲得超額剩余價值。但這只是暫時現象，在追逐超額剩余價值的競爭中，資本家會競相采用新技術。一旦新技術被普遍采用，整個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會得到提高，原來先進的生產條件就成為一般的生產條件，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之間的差額消失，超額剩余價值也就不復存在。

（二）兩者對某些具體市場機制的描述相似

無論是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經濟學都同意市場機制發(fā)揮作用都是通過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等的綜合作用來實現的。如，在西方經濟學中，市場的均衡價格表現為市場需求和供給這兩種相反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當市場出現供求不一致的非均衡狀態(tài)時，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的綜合作用會使這種非均衡狀態(tài)逐步消失，實際市場價格將回到均衡價格水平。

在馬克思經濟學中，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是價值規(guī)律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的表現形式。供過于求或供不應求從而價格與價值的偏離雖然經常發(fā)生，但由于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的綜合作用，這種偏離不會長時間持續(xù)下去。在這里，“價值表現為價格運動的規(guī)律”，使得市場價格在動態(tài)中趨于平衡。可見，無論是馬克思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都認為市場運行是有規(guī)律的，平衡即意味著規(guī)律的存在。

二、兩者在市場特殊層面存在根本區(qū)別

（一）二者對研究對象的認識不同

不論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經濟學的市場經濟理論，事實上都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研究對象，但二者對研究對象的認識有著根本的不同。

西方經濟學從資產階級立場出發(fā)，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當作永恒的、自然的生產方式，因此，盡管它事實上研究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卻將其視為一般的市場經濟。

篇3

法和經濟學理論至少包含以下內容：第一，用經濟學的方法解釋法律是什么；第二，用經濟學的方法說明法律為什么是這樣的；第三，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如何立法、修法及實施法律。

（一）運用法和經濟學的分析方法解釋法律是什么法律是什么？在法學上，存在眾多的爭議，包括強者利益說、規(guī)范利益說、命令說等等，這些是從法學淵源或者法律的表現形式上予以理解，但沒有一種理論真正能夠說服另外一種理論。從邏輯上看，這些定義的哲學前提往往就不在同一層面，也無法實現一種理論說服一種理論的目的。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法律所涵蓋的權利義務是一種稀缺資源。一方面，權利義務本身是一種資源，另外一方面，權利義務所指向的客體或者對象也是一種資源。法律產生的原因就在18于權利義務資源的稀缺性。在一個資源稀缺的社會里，規(guī)定誰能獲得資源、享有資源，是法律的價值所在。法學和經濟學很少涉足對不具有稀缺性的資源問題的探討，如對于太陽光的產權歸屬問題。這也從另外一個側面表明法學和經濟學都在解決稀缺資源的配置問題。按照交易成本理論，當交易成本大于零時，法律對于權利義務的不同配置將會帶來不同的資源配置效果，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到人們的福利問題。因此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法律制度的核心在于對權利義務的配置以及配置效果問題，以及如何更有效地促使法律目的實現。另外，“法律是什么”也體現了法的價值問題，包括公平、自由、平等、正義等。一般認為，在排除特殊情況之下，③法的最高價值應是公平、正義、自由等。按波斯納的觀點，正義有兩層含義：第一種是指分配正義，是一定程度上的經濟平等；第二種含義是效率，并指出在一個資源稀缺的世界里，浪費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5]效率是經濟學中探討的一個核心問題，經濟制度的設計往往是以效率作為價值目標。而在法律環(huán)境中，效率目標經常會被弱化，導致法律制度設計不當的現象層出不窮。例如，我國《公司法》中規(guī)定公司設立獨立董事和監(jiān)事，主要起到監(jiān)督公司運行和管理層的作用。表面上看在雙從監(jiān)督體制之下，公司內部治理能夠得到有效的改善。但是在實踐中經常出現相互扯皮的現象，將兩項制度合并使用的效果并不理想，而更應考慮到公司監(jiān)督部門相互博弈導致監(jiān)督效率低下的問題，在此基礎之上建立起的制度才更富有價值。

（二）用法和經濟學分析的方法解釋法律為什么是這樣的法律為什么是這樣的？有法學學者認為，法律源于統(tǒng)治者的自身利益。此種表述似乎能夠解釋所有的法學現象，但過于抽象，實踐價值有限。自然法認為，法律源于一些永恒、不言而喻的原則。這可以解釋法律為何如此，但不具有可證偽性。法和經濟學產生以后，可以利用經濟學的方法直觀地解釋法律，并且也相對簡練。在解釋客體是遵循簡約化還是復雜化的問題上存在較大的爭議。解釋的復雜化能夠更加全面的反映現實，但面對于巨大的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我們力求能夠以更加直觀精煉的方式說明法律的自身內在運行機制，為我們理解法律提供了一種新思路。下面以三種經濟分析工具實例予以說明。

1．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是應用最為廣泛一種方式。成本包括會計成本、機會成本、沉沒成本、社會成本等。例如，《侵權責任法》中，人身損害需要賠償醫(yī)藥損失及誤工損失等。醫(yī)藥損失屬于會計成本（直接成本），而誤工損失則屬于機會成本。沉沒成本在法律的應用主要表現在：在確定賠償方式時，法律很少規(guī)定替代履行，原因在于沉沒成本無法挽回。在經濟分析視角下，收益和效用有著共同的指向，效用是主觀的評價標準，為強化預測的確定性。效用主要體現為主體愿意支付的成本，即使主觀上對某一客體效用評價為零，但若支付成本大于零，那么認為這也是有效用的。這表明，效用同時具有主觀性和客觀性。例如，在人身死亡案件中，受害者家屬對于受害者生命價值的評價不一。我國法律一般規(guī)定賠償標準為一定年限乘以區(qū)域城市或農村平均工資水平。如此規(guī)定，可以使得法律更具有穩(wěn)定性、可預期性，這也表明了沉沒成本的不可挽回性。效用在法律的層面上，不僅包括效率，同時也包括法律的穩(wěn)定性、秩序等其他價值。在具體的成本—效益分析中，也會注意到效用的多樣化，尋求效用的“一般等價物”。在美國政府訴卡羅爾拖輪公司一案中，審理法官漢德提出了漢德公式：B<PL；B指預防事故發(fā)生所需的成本；L指事故一旦發(fā)生所造成的現實損失；P指事故發(fā)生的概率；PL指事故的預期損失。即潛在的侵權行為者預防事故的成本小于事故發(fā)生的概率乘以預期事故所產生的損失時，行為人才負過失侵權責任。對此公式，最大的問題在于數值的確定。比如B和L的確定在實踐中有不同方法。當P值無限小時，可以將事故認定為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而對于P值無限的大接近于1時，就要考慮行為人的主觀認識。如果不希望的結果出現，一般來說屬于不可抗力事件；而若主觀是故意的，那么，行為人需要做出補償或加以懲罰性賠償。在侵權的責任證明方面，證明責任的分配必須考慮到成本—效益問題。一般來說，訴訟是“誰主張誰舉證”，但我國法律中也規(guī)定了證明責任倒置的情形。例如，我國民事訴訟中有八種舉證責任需要倒置。之所以法律如此規(guī)定，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在于原告舉證為此付出的時間、金錢等成本要大于被告舉證的成本，那么，從整個社會效率公平的角度來說，部分舉證責任倒置是必須的。如環(huán)境污染案件具有特殊專業(yè)性，對于污染物的成分、排放等，被告（污染者）較為熟悉；而對于原告來說，卻非如此。原告如果欲獲取污染者的污染信息，可能需要化學檢測、實地調查、專家咨詢等，總成本較為高昂。法律上是證明責任的倒置，在經濟學上體現為社會成本進行了效率轉移；同時，環(huán)境民事舉證責任倒置，增加了違法成本，能促使污染者更守規(guī)遵法。

2．均衡分析方法在經濟學上，當無外部性的情況下，市場均衡只需通過供給和需求的自由調節(jié)便可實現市場出清。但在現實中，市場容易出現失靈，產生了社會成本的增加或者社會福利的減損，導致成本效益發(fā)生變動。外部性是市場失靈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可能會導致社會成本和社會福利發(fā)生變動。外部性問題是法律制定與實施過程中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這里將分析兩個常見的外部性問題：環(huán)境污染和教育。負外部性：以我國環(huán)境污染問題為例。對于環(huán)境污染問題，除了證明責任倒置、實行環(huán)境刑事責任等方式增加污染者違法的成本之外，稅收制度的改革也較為重要。盡管環(huán)境污染案件受害者勝訴率水平較高。如海洋污染案件受污染者勝訴率最高能夠達到80%，但這種事后規(guī)制無法挽回沉沒成本，而事前預防（如稅收）不失為一項重要的解決手段。歐洲、加拿大及我國都已開征環(huán)境稅。環(huán)境污染是污染者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負外部性，但是在污染者生產的時候其只將私人成本算在生產成本之中，而未將社會成本算入生產成本。由此引發(fā)的社會成本可以通過稅收（即庇古稅）進行調節(jié)，使供求實現包含社會成本在內的新的均衡。20世紀末，西方國家為解決環(huán)境污染問題而開征能源稅、二氧化碳稅和二氧化硫稅等。2011年12月，我國適時開征環(huán)境稅，許多發(fā)展中國家已經開始將保護環(huán)境作為其稅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政策目標。一個以糾正市場失效、保護環(huán)境為政策目標的新的稅收類別——環(huán)境稅收正在悄然興起。正外部性：以教育為例。因教育在短期內投入成本要遠遠大于其收益，如果這些成本僅由受教育者及其家庭支付，大部分貧窮家庭將無法支付教育費用而被迫放棄教育，由此惡性循環(huán)將會導致國民教育水平持續(xù)性偏低。此時就需要社會、尤其是政府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將成本進行轉移，激勵更多的人接受教育。目前，農村輟學率仍然較高。東北師范大學曾對全國六個省的部分農村初中學校進行調查，顯示初中生平均輟學率超過40%。導致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是教育經費持續(xù)偏低（在我國，1993年法律規(guī)定教育經費應占GDP4%以上，但直到2011年教育支出占GDP才首次突破4%，而在美國、日本、韓國、印度等占7.4%—4.9%）。從這個角度來看，法律強制性規(guī)定教育經費必須達到一定標準的重要原因在于教育是具有正的外部性。

3．博弈論分析將博弈論引入法和經濟學，是法和經濟學的一次飛躍。由于博弈論和經濟學有著共同的假設——理性人假設，所以博弈論和經濟分析具有天然的親和性。法律的博弈分析成為法和經濟學研究的一個新范式、日益流行起來。博弈論所考察的是一種交互行為的決策機制，法律關系往往具有多方性，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主體通過實行法律行為進行互動。在互動中，各方主體以法律為博弈規(guī)則，開展博弈行為。通過博弈論思想，可以幫助理解法律關系的產生運作機制和法律規(guī)定背后所埋藏的規(guī)律。以壟斷中的古諾模型為例。假設存在兩個彼此之間有競爭關系的廠商，如果兩廠商合作，那么，得到的收益比兩者單獨生產獲得的效益要大；若一方選擇合作，另外一方選擇背叛，選擇背叛所產生的收益要遠遠大于選擇合作時所產生的收益，而選擇合作者利益相對受損嚴重，在都選擇不合作時可以得到一個中間收益。在理性人假設前提下，雙方最終都會選擇不合作，彼此陷入了囚徒困境，但這對消費者是有利的。而廠商為了謀取更多的利益，彼此會有意識地會達成壟斷協(xié)議，約定產量或者固定價格，于是壟斷就產生了。限定最低價格或最高產量減少了市場上消費者的福利，政府為增加社會的整體福利會限制企業(yè)之間達成壟斷協(xié)議。從這個角度來說，博弈論能夠解釋為什么反壟斷法要禁止某些壟斷行為。同樣，在侵權法、合同法、刑法、監(jiān)管法等多個領域，博弈論所建立起的多種模型可以幫助我們加深對法律運作機制的理解。博弈論考慮到了信息的完整性及動態(tài)性、個人理性同集體理性的不一致性，在不同的博弈規(guī)則下，博弈分析的結果是不同的。盡管在理性選擇理論的前提下，理論上模型所得出的結果同實驗室得出的結果有較大偏差，但博弈論模型仍趨于對現實的真實反應，不斷引入更多的外生變量，減少不合現實的前提假設。

（三）如何進行立法、修法和法律實踐法和經濟學除解釋法律外，更重要的是指導立法以及法律實施。有許多學者從法學的角度尋求完善法律的方式，最終只能追溯歷史和法律移植。但是法律具有明顯的時代性和本土性。正如諾斯提到“我們的世界是否各態(tài)歷經的？”如果不是，那么政策的制定將變得更加困難。當下，我國現在與過去相比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所歷經的制度形式往往是跌宕起伏的。這給立法者、法律實踐者帶來了巨大的困難，法和經濟學的方法相對更具有彈性。同時，經濟方法的應用也使得法律思維更具有周延性、完整性。以立法評估為例。法律對經濟社會和環(huán)境的影響，通過立法執(zhí)法和守法的各個環(huán)節(jié)，最終可以通過成本和收益反映出來，立法評估，主要評估法律法規(guī)對經濟社會和環(huán)境的影響。即在立法過程中，最主要的評估方法是成本—效益分析的評估方法，但這種方法在法律實踐中會存在不少的困難，最大的困難是定量困難。但評估的目標最終還是需要通過評估的標準和手段實現。例如，美國行政命令的成本—效益分析模式，只有在評估的項目不能夠進行量化和不能貨幣化的情況下，作定性分析和陳述性評估。

二、對法和經濟學理論批判的簡要說明與回復

（一）關于價值主觀性的問題價值具有主觀性和客觀性，強調價值的主觀性，容易忽視價值的客觀性。這種客觀性體現在價值要受到一定歷史條件的制約。例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般人都會認為貨幣和法律均具有價值。在法律的經濟分析領域，追求財富（效用）的最大化，源于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具有稀缺性，符合特定時間段人類的要求。

（二）關于忽略其他價值的問題邏輯上說，肯定A不意味著否定B，追求財富（效用、效率）最大化，并不會否認其他價值的重要性。當然這些價值有可能是沖突的，例如，效率違約涉及合同兩大原則：效率和合同必須履行原則。我國合同法并未直接規(guī)定情勢變更原則，隨著市場經濟多元化的發(fā)展，社會分工不斷加劇，而市場則變化得更加莫測，經濟形勢可能會出現無法預測的情況，一旦此類低概率事件發(fā)生，合同繼續(xù)嚴格履行，對于合同履約方而言是明顯不公平的?！胺梢膊粫娙怂y”，故《合同法》承認了情勢變更原則。法律質量的好壞，在某種程度上表現為法律的彈性，這樣的法律是符合效率價值和因地制宜的，價值之間存在巨大的互通性，當效率價值在合理的程度內實現時，其他價值同樣也能得以體現。

（三）關于本土化的問題法和經濟學所使用的經濟學的方法，是建立在經濟學基礎之上的。相對于法學來說，經濟學是一門意識形態(tài)較薄弱的學科，更容易實現國際化。擔心法和經濟學不能本土化的原因在于兩大法系的淵源不同。但兩大法系的差別最主要體現在過程上，而背后的法律精神之間的差別是極其有限的。以我國刑事訴訟簡易程序為例，其與美國辯訴交易規(guī)則就存在“精神上”的相似性?？梢越涍^本土化的加工，從意識形態(tài)較為薄弱的法律入手，逐步將法和經濟學理論應用到我國的市場經濟法律之中。

三、結語

篇4

社會網絡與關系嵌入說是新經濟社會學的主要代表性學說。它們假定，個體的經濟社會行動是嵌入在人際關系網絡之中的，人們正是通過對關系資本的建構與利用達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各種社會關系與社會網絡是屈從于個體理性的，關系人其實是理性人，關系嵌入本質上是一種弱嵌入，它并未否定經濟理性的客觀事實。在新經濟社會學領域，格蘭諾維特的探索最具代表性，其方法論關系主義原則的立論基礎是在被其稱之為“低度社會化”和“過度社會化”兩種視角間展開的。格氏指出，社會學家將個體的經濟行為視為一種社會化和制度化的過程，個人行為屈從于共有的價值與規(guī)范系統(tǒng)，受到文化與價值觀念的支配。這是一種過度社會化的觀念，持這一主張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帕森斯。格氏反對帕森斯的社會學傳統(tǒng)，“十分貶抑對符號、價值、規(guī)范以及文化等等的學術關懷”。他試圖“帕森斯所強調的模糊的社會系統(tǒng)概念，而將個人行動理論及如何鏈接他人行動的方式置于新理論的核心位置”，這個核心便是關系網絡，它使個人行為和總體的社會形態(tài)的鏈接成為可能。與過度社會化相反，新古典經濟學在認識人的經濟行為時，將人視為理性個體，個人行為獨立于社會關系之外，人類的一切文化與制度行為均可從理性個體的自利動機中得以理解，這便是“低度社會化”觀點。該觀點假定，生產、分配與消費行為完全不受社會關系與社會結構影響。格氏指出，無論是低度社會化還是過度社會化假定，都將社會性孤立的行動者作為行動與決定的中心，沒有處理好社會網絡與社會行動的關系。因此，對人類經濟行為的分析應當盡量避免過度與低度社會化的孤立問題。行動者有目的的行動實際上是嵌入在真實的、正在運作的社會關系系統(tǒng)之中的，社會網絡通過多種形式和途徑影響著人們的經濟行為。而嵌入性的基本內涵是：“經濟行動和經濟績效以及所有社會行動和社會績效，都受到行動者動態(tài)的社會關系和全面的關系網絡結構的影響?！保?］格氏以職業(yè)流動為例，比較了社會學和經濟學在分析個體經濟行為上的差異。他指出，這兩個學科在看待勞動力市場中行動者的跳槽行為時，都堅持方法論個體主義原則，從個人行為及其動機入手，來分析求職者通過何種手段來達致跳槽和轉業(yè)的目的。不同之處是，社會學強調個人的求職流動嵌入于社會關系之中，受到社會網絡的限制，而經濟學則堅持社會孤立性假說，認為個人的經濟行為可以脫離于社會關系網絡的限制，強調是受雇者的個人傾向、經濟動機、人力資本、升遷機會等因素決定了其跳槽或轉行。格氏認為，經濟學的解釋不符合真實情況，個人的職業(yè)生涯及工作流動是嵌入在社會關系中的，一個人的求職及跳槽經歷取決于他認識的人的數目及在工作中同這些人的關系狀況。同樣，經濟學中的隱形契約、有效工資論將勞工行為視為一種社會孤立，將員工和雇主視為陌生人，將他們的關系從社會組織網絡中抽離出來，忽視了兩者之間可能存在的熟識關系。在企業(yè)中，通常情況是，那些靠著關系獲得職位的人已建立了工作上的非正式關系，這種關系促進了雙方之間的信任。從社會學視角看，職位升遷的決定與行動嵌入在非正式的交換網絡中。格氏關于關系人與職業(yè)生涯的經驗研究是其方法論關系主義原則最具代表性的嘗試，被視為新經濟社會學的第一個范例，體現了他將個體經濟行為與網絡關系、微觀層次與宏觀層次加以鏈接的理論野心。他力求解答的基本問題是：人際關系如何建立和維系，如何利用這種關系傳遞信息、關系人如何從網絡中獲得信息，這種關系是強的還是弱的，其本質是什么?；居^點是：人際關系在求職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個人高度依賴其現存的個人關系特別是由弱關系構成的關系鏈來獲取求職信息。個人關系是尋找工作的主要方法。大多數被訪者指出，更好的工作是通過弱關系即工作關系和其他關系找到的。在個人求職經歷中，弱關系往往比強關系更有效。弱關系比強關系更有利于信息傳遞，對個體的經濟行動更為有利。強關系是群體內部的紐帶，組成者之間的相似度高，他們之間的信息的重復性也高，通過強關系傳播的信息更可能限制在較小范圍內；而弱關系是群體間的紐帶，其中的信息傳播由于經過較長的社會距離，能使信息流行起來，弱關系充當了信息傳遞的橋梁。在群體關系中，弱關系更能擴大自身的關系網絡，連接不同群體的成員，從而能獲得更多的求職機會并找到更好的工作。弱關系的引入建立了一座鏈接微觀至宏觀、個人經驗與社會結構的橋梁，形成了一條解釋個人經濟行為的因果鏈條。

二、社會資本理論中的形式主義傳統(tǒng)

以普特南、林南等為代表的社會資本理論，強調將關系視為一種結構性社會資源，當作一種能為行動者帶來價值增值的新型資本形態(tài)。這種資本嵌入在社會關系、社群組織、社會群體、權威關系之中。與新古典經濟學中的人力資本相比，社會資本突出個體行動與社會關系的鏈接，強調社會關系對個體行動的意義。與格蘭諾維特等為代表的嵌入性關系相比，社會資本理論更明確地將人情關系作為一種能夠帶來價值增值的社會資源凸現出來，彰顯了行動者的主體性與目的性。社會資本理論從個人及其行動出發(fā)，探討行動者如何利用各種社會資源來實現自身利益。這些學者認定，在社會行動中，行動者是理性人，其行動的目的是在確?！百Y源損失最小化”的基礎上，謀求“收益最大化”。林南是社會資本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以個人及其理性選擇為出發(fā)點，在個人行動和社會結構互動的基礎上，試圖回答：行動者為了在工具性行動中獲得回報，如何在社會關系中投資，如何獲取和使用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林南指出，社會資本是“行動者在行動中獲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彼窃陉P系中獲得并能帶來更好回報的資本形態(tài)，包含兩個重要組成部分即嵌入在社會關系而不是個人中的資源、這些資源的獲取和使用取決于行動者。同人力資本一樣，社會資本是行動者提高目的性行動成功的可能性的投資。不同之處是，人力資本是通過教育培訓等方式對個人能力的投資，而社會資本則是在社會關系中的投資，通過社會關系可以使用和借取其他行動者的資源。林南的社會資本概念包含了三個基本含義：社會資本植根于社會關系之中，不能離開社會關系談論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是可以增值的資源；社會資本不僅是嵌入在社會關系中的資源，而且是人們?yōu)榱双@取各種效益的投資行動。［2］行動、社會關系和資源構成了社會資本的基本結構要素。首先，資源及其利用是社會資本理論的核心。一般而言，行動者即個體或由個體組成的集體都會采取行動維持和獲得有價值資源，促進自我利益。維持和獲得有價值資源是行動的兩個主要動機，而且維持資源比獲得資源更重要。其次，這些有價值的資源是嵌入在等級制結構和網絡結構之中的。資源的嵌入性與社會位置、權威關系、互動規(guī)則和位置占據者等結構要素相關，它們形成了一個密切相連的連續(xù)體，共同對行動者動用社會網絡資源產生影響。第三，行動是社會資本得以運轉的動因。行動者建立和維持社會資本、加強社會互動的目的在于從行動中獲得益處并增進其福利。行動者通過行動直接或間接地從社會關系網絡中獲得社會資源。林南更關注目的性行動對行動者的意義，因為這種行動指導著社會互動。為評價互動在社會行動中的意義，林南將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分為“同質互動”與“異質互動”［3］45－46。前者以擁有相似資源的兩個行動者之間的關系為特征，揭示了情感、互動與共享資源的三角關系，這些資源包括財富、聲望、權力和生活方式等。行動者之間的共鳴與共同關心促進了同質互動。異質互動表述的是擁有不同資源的兩個行動者之間的關系。與同質互動相比，異質互動要求付出更多努力。行動者參與異質互動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回報，這意味著要超越自己的社會圈子，需要高代價的互惠承諾并向搭橋人提供資源。最終，林南的社會資本理論關注的是：“嵌入在個體的社會網絡中的資源，以及如何獲取和使用這些資源使個體獲益?！保?］54資源是投資活動的對象，關系網絡是投資活動的場所，而個體及其行動則是投資者及其活動。林楠認為，社會資本包含了三個過程：社會資本中的投資、對社會資本的獲取和動員、社會資本的回報。社會關系包含了宏觀的結構位置和中觀的網絡位置。行動者依靠行動和社會互動同嵌入在關系網絡中的資源連接在一起，通過動員社會資本，使其實現資本化的轉化，最終為其帶來資源的增益與回報。林南沿著微觀———中觀———宏觀自下而上的分析路徑，從微觀的個體有目的的社會行動開始，逐漸上升至社會網絡和社會結構層面。微觀層面上，社會資本是行動者在工具性行動中用來獲取嵌入性資源的實際聯(lián)系。中觀網絡層次上，強調的是個體如何獲取嵌入在集體中的資源。宏觀層次上，強調的是工具性或表達所具有的結構意義，并受到結構性位置的限制。

三、新經濟社會學的范式反思

新經濟社會學始終將關系或社會網絡視為個體經濟行動的重要資源看待，從個體行動的關系論立場出發(fā)，力圖超越政治經濟學對人類經濟行為的認知局限，拓展人類經濟社會行動研究的新視野。新經濟社會學試圖將行動者的微觀行動與宏觀的社會結構鏈接起來，以彌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之間的鴻溝。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對于人類經濟行為的認知？要回答這個問題，有必要從理論硬核、知識論、價值論和方法論等層面對新經濟社會學進行范式反思，并在這種范式反思的基礎上，培養(yǎng)我們的“范式自覺”意識，進而推進中國經濟社會學的發(fā)展。我們將再次以新經濟社會學的主要開拓者格蘭諾維特的理論觀點為典型范例，來說明這門分支學科在認知人類經濟社會關系時所陷入的范式困境。之所以選擇格蘭諾維特作為典范，是因為其經濟社會思想在新經濟社會學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說，認清了格蘭諾維特思想的誤區(qū)，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認清了新經濟社會學面臨的范式困境。格蘭諾維特試圖從關系主義方法論視角，展開對個體經濟行為的研究，其理論抱負是超越“低度社會化”與“過度社會化”視角，建立經濟行為分析的“第三種”研究思路。然而，格氏對上述兩種視角的處理存在簡單化傾向，甚至為了論述其關系主義的合理性，故意歪曲經濟學與社會學的一些基本理論觀點。如他將斯密視為低度社會化的主要代表。但斯密在談到個體的經濟行為時，強調了經濟行為的道德與社會基礎。同樣，格氏在認識帕森斯的觀點時，同樣也存在著簡單化和片面化傾向。在帕森斯思想中既包含著個人自主的社會基礎，又包含著社會秩序的多元基礎，行動既是個體的，又是社會的。帕森斯的理論是在與各種理論傳統(tǒng)，特別是在同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傳統(tǒng)進行激烈對話的基礎上形成的，他一直未放棄整合兩者的努力。帕氏一方面強調集體規(guī)范對個體的滲透，一方面又突出個體自發(fā)意志的意義，認為規(guī)范的相互滲透作用是由兩個個體分享共同符號并使之內化的過程造成的。帕森斯認為，就像離散的個體是一種不可能發(fā)生的社會事實一樣，無序的社會行動也是不可能發(fā)生的。符號的相互滲透意味著，個體之間必然會存在著某種確定的秩序要素。個人行動受內化于其中的規(guī)范制約，服從于個人意愿的調整。

格氏在對帕森斯的思想進行批判時，并未認真對待帕森斯的理論精神，他對過度社會化問題的解釋十分草率。格氏所說的關系嵌入本質上是一種形式嵌入，從未否定方法論個體主義中關于理性個體、經濟理性與市場自主性的假定。他關于經濟行為的嵌入性分析強調的是行動者如何利用各種關系來實現自身的行動目的，關系是為個體理性行動服務的。在他筆下，求職者是自由人，是能夠為了達致經濟目的而建立、維系和利用關系的經濟理性人。不論是強關系還是弱關系，均為個人的經濟需要與目的而存在。因此，如果說新古典經濟學說中的理性人、經濟理性、市場自主性等要素，構成了市場經濟的“硬核”。格氏所修正的，其實僅是市場“硬核”之外的保護帶，沒有從根本上動搖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根基。格氏在個體行動的基礎上，引入了社會網絡變量，并探討了社會網絡如何影響經濟行動、社會結構如何產生經濟績效等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補充和修正了形式經濟學的一些假定。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貝爾特認為，格氏的嵌入性思想與其說是對經濟學的批判，不如說是對經濟學的補充，他似乎在提醒經濟家，在考慮經濟行動時，應當關注社會網絡。他的理論并未沒有提出一種目的性與策略性行動的理論，僅僅補充了經濟行為分析的某些變量。［5］斯威德伯格也指出，“網絡分析方法并沒有形成一個關于到底何謂市場的完整理論，而是構建了一個探索社會關系的一般性方法。人們?yōu)槭裁磸氖陆粨Q活動，市場在何種情況下被建立等，都沒有被包含在這一理論當中?！保?］Krippner指出，格氏試圖超越原子化個人的假設，但卻陷入了經濟學設定的模型中，將經濟從社會中分離出來了。嵌入性觀念假定，市場世界可以脫離社會而存在。但即便從理想類型看，市場也不可能不受時空限制，它本身就是一種典型的社會制度，反映了一種復雜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的煉金術。因此，以格氏為首的網路理論家盡管清晰地驗證了市場，但社會內容卻從社會結構中蒸餾了。他指出，格氏試圖在低度社會化與過渡社會化之間尋求一條認識經濟行為的中間道路，但卻堅持將經濟與社會的本質分割開。這個問題在經濟社會學領域產生了一種悖論現象：研究者既可以放棄市場領域而研究社會領域中的經濟過程；也可以將市場視為一個自治的理論實體來研究，而清除所有社會因素。因此，嵌入性概念對提升市場社會學的理論化水平貢獻甚微。［7］倪志偉等指出，雖然格氏為經濟生活的研究奠定了基礎，但他對人際關系和網絡結構本質的片面認知限制了經濟社會學的分析視角，無法解釋與經濟相關的國家、法律、規(guī)則、契約、產權等制度，也無從解釋維系交易的各種組織制度和與社會規(guī)范相關的各種非正式制度。如果缺乏制度性因素的考慮，這種網絡嵌入的觀點在解釋力度上就會受到限制。格氏試圖為個人行動建構一種社會基礎，但他對網絡與制度之間關系的理解是膚淺的。在倪志偉等看來，個體的關系網絡除了正在進行的社會互動外什么也不是。這些網絡牽涉到動態(tài)的社會過程，而不是靜態(tài)的社會結構。格氏的嵌入說缺乏對行動機制的闡釋，這種機制可以解釋為什么經濟行動者有時候為了獲取經濟利益而脫離持續(xù)的網路。

最后，格氏忽視了經濟形式的多樣性，忽視了文化因素和社會因素對經濟行為的影響。雖然他也提及社會因素，但它基本上等同于社會網，顯然簡化了社會這一概念的豐富內涵。對此，格蘭諾維特曾進行了認真檢討和反思，他指出，社會網絡分析犯了兩個致命錯誤：一是將很多精力放在追求網絡分析的細枝末節(jié)和因果性分析上，卻對社會理論面對的重大社會問題缺乏敏感性，忽視了經濟關系中的文化、政治以及制度框架的重要性。實際上，社會網絡不可能獨立于社會建構和權力結構之外，經濟行為是嵌入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歷史脈絡之中的；二是，嵌入性理論未能有效分析較大的文化及政治力量如何影響個人的行動與網絡。格氏的理論認知局限表明，新經濟社會學的關系主義方法論本質上是沿著個體主義的思路展開的，其理論分析的基本單位是理性個體，沒有實現對形式主義經濟學的超越和替代，而且缺乏對重大問題的理論關懷。關系人本質上是理性人，是為追逐私利而利用關系的人。社會關系一旦建立，似乎便成為了一種客觀的、靜態(tài)的網絡結構，一種可以用數理方法進行演繹推理、按照因果邏輯加以認識的資源。正如塞勒尼等指出，嵌入性觀點將社會結構萎縮成關于網絡的“方法論個人主義”，所有這些智識上的選擇，都包含了對理性選擇理論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含蓄讓步。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下，模仿是理性的，網絡是被理性個體操縱的資源，而嵌入性不過是在理性選擇旁邊加了個括號，亦即假設所有其他的東西都是平的。因此，格氏所主張的嵌入性觀念不僅忽視了階級的差異，而且忽視了社會轉型和社會變遷的歷史意義，收縮了經濟社會行動的時空范圍。

但實際上，建立在人際互動基礎上的社會關系本質上具有理性與情感、工具性與表達性、歷史性與共時性、流動性與易變性等特征，受到特定的文化傳統(tǒng)與社會制度的限定，更難加以量化和客觀化。因此，關系所能提供的僅僅是對紛繁的日常生活的一種可能的分析方法。［10］總之，新經濟社會學明確以方法論關系主義為取向，來彌合方法論個體論與整體論、低度社會化與過度社會化之間的內在張力。關系存在于個體與社會、個人與集體、經濟與社會之間，是開啟個體與社會、行動與結構之張力的中間路徑。然而，通過分析發(fā)現，這些學者主張的關系、網絡和社會資本，本質是建立在微觀基礎上的人際互動產物，是經濟人為謀求私欲而與他人互動的結果，是一種工具理性關系。當這些學者將關系視為一種客觀結構、一種資源和資本時，表明這種分析理路已經陷入形式分析所追求的強調客觀性、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思維困境之中。依照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解，關系本身是一種客觀性資源，這種資源能超越時空限制，無論在什么樣的社會制度中，其發(fā)揮作用的機制都是一樣的。所不同的僅是其表現形式而已，即在有的社會中發(fā)揮作用的是弱關系、而在其他社會中可能是強關系。在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表述中，關系成為了理性行動者謀求自身利益而啟動的社會資源，是嵌入在經濟社會行動之中的資本形式。因此，新經濟社會學非但未否認經濟理性與經濟交往的客觀事實，反而賦予了這種理性更豐富的現實基礎，如關系理性、社會資本等。它強調的嵌入性，更確切的表述方式是：關系是嵌入在經濟社會行動之中的，是理性行動者實現個人私欲的工具。這種嵌入性觀點未從根本上動搖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基礎。

四、實現中國經濟社會學研究的“范式自覺”

以社會資本、經濟社會行動和關系網絡為關注對象的新經濟社會學，已淪為了“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女仆”。該學科幾乎不加質疑地將形式主義作為其學科基礎，去探究人們之間的經濟社會關系。從格蘭諾維特開創(chuàng)的社會網絡理論到以普特南、林南等為代表的社會資本理論，這些學者一以貫之的主線，便是將個人主義的價值承諾和方法論個體主義原則蘊涵于其理論分析之中，從個體理性與行為出發(fā)，展開對人類經濟行為與社會關系的探討。他們堅持以個人利益和關系理性為中心的分析取向，認為個人的經濟行為是一種指向他人、并在社會互動中謀求利益的社會行為。新經濟社會學并未從根本上修正、顛覆和取代政治經濟學的知識傳統(tǒng)。在對個體經濟社會行為進行分析時，這些學者自覺或不自覺地陷入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理路，淪為了其附庸和陪襯。新經濟社會學研究范式并非是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其本身是存在認知局限的。這種局限既反映了西方理論范式本身的認識論困境，也為中國本土經濟社會學的重建提供了新的歷史契機。面對新經濟社會學理論傳統(tǒng)，我們一定要清晰認識到這種理論的知識論、價值論、方法論背景和各種理論之間承前啟后的關系，弄清這些理論傳統(tǒng)的社會文化與制度語境，把握理論的適應性、時間性與空間性問題。中國經濟社會學的發(fā)展既要吸收和借鑒西方的知識體系，注重與西方學者進行對話。尤為重要的是，我們應當立足本土實踐，直接面對中國的經驗世界，深刻理解中國經濟社會關系的本質內涵，重視自身的理論知識傳統(tǒng)的積累，熟悉本土社會理論的知識傳承與延續(xù)關系，而不是對西方理論亦步亦趨，去創(chuàng)造一些完全脫離本土經驗、沒有現實基礎的新概念。只有這樣，中國經濟社會學才可能突破西方的理論邊界，并最終從知識論、價值論、方法論和理論硬核等層面實現自身學科的復興與重建。要實現這種復興與重建，當前最為緊迫之事，乃是我們應當具備一種“范式自覺”的素養(yǎng)。

篇5

【關鍵詞】審計;經濟學;理論

1制度經濟學前提

1．1制度經濟學簡介

制度經濟學(InstitutionalEconomics)是以制度作為研究對象。制度經濟學在一定基礎上為審計理論發(fā)展提供新的理論支持，為其注入新的活力。我們將從契約經濟學作為入口，用于探討契約經濟學在審計理論中的具體體現。

1．2契約經濟學是建立審計原則的重要基礎

契約經濟學的快速發(fā)展，經歷了漫長的時期，它已成為當今經濟學的重要內容。契約經濟學通過契約理論對當今的社會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進行剖析，為我們充分認識審計理論發(fā)展提供重要的依據，也為推進審計制度建設提供堅實的支撐。契約理論在審計的體現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①從委托理論來看委托理論開創(chuàng)了一個新的審計視角，它將委托的關系視作一個全新的整體。在經濟學的基本假設中，我們將每個主體作為一種“理性人”，即利用有限的資源為自己謀得經濟效益最大化。在基于審計理論的委托中，審計的需求者———企業(yè)作為委托人，與受托人———會計師事務所擁有不一樣的利益目標，審計的需求者追求審計質量的可靠性，而審計工作的執(zhí)行者則追求其自身經濟效益的最大化，這就導致兩者在行為上有巨大的偏差。因為人有自己的利益追求，這就使得委托人必須要對人進行一定的激勵以及承擔用以約束人越軌活動的監(jiān)督費用來使人朝著有利于委托人的方向發(fā)展。外部監(jiān)督作為一種手段，能夠有效降低委托人所承擔的成本。②從審計制度建設來看審計制度的設立需要經過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文化傳統(tǒng)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從審計的本質作為出發(fā)點，審計制度用于約束委托方和受托方兩者行為的同時，也是一種特定的契約關系，是對雙方責任、權利、義務、行為和規(guī)范等的一種協(xié)議。從審計的獨立性來看，審計只有保持其本身的客觀性和獨立性才能被委托方所接受，才能夠有效的控制和保障契約的執(zhí)行，并且不斷的進行完善;其次，從契約費用以及成本方面來分析契約制度的合理性，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只有設計合理的激勵制度以及增加適當的激勵成本，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維持雙方的利益，減少彼此的利益沖突。應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進行審計收費、審計規(guī)范、審計質量檢查結果的公示，都能提高審計工作的專業(yè)性。綜上而言，現代的契約理論促進了審計理論的發(fā)展，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審計理論的內容，使我們能夠更加科學認識審計工作的客觀規(guī)律，更全面的考慮我國當前審計所存在的問題。

2產權經濟學前提

2．1產權經濟學簡介

產權經濟學(EconomicsofPropertyRights)是流行于西方的新制度經濟學的一個學派，它起源于60年代以后。它是從產權結構或產權制度的角度研究資源配置率的，研究如何通過界定、變更產權安排，創(chuàng)造或維持一個交易費用較低而效率高的產權制度。產權經濟學的理論淵源可追溯至上個世紀30年代。

2．2審計理論中產權經濟學的體現

從一定程度上而言，審計就是產權結構變化的產物，它是為了監(jiān)督企業(yè)契約的制定而出現的。現代產權經濟學在審計中的應用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審計的發(fā)展。具體體現如下:①從審計的基礎上看，審計是隨著經濟責任各方存在產權利益糾紛而發(fā)展起來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體現經濟責任各方的產權所有關系，所以，審計的產生與發(fā)展基于深厚的產權關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斷定審計就是產權關系的延伸與拓展。②從審計的本質上來看，審計就是為了協(xié)調經濟責任體制各方的產權所有關系，它是為了解決利益沖突產生和發(fā)展的，是一種外在的契約保障機制。審計的目的就是為了保障經濟體制各方的權益，產權經濟學要求產權的平等分配關系，而基于利益主體不同，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審計理論的發(fā)展。③從審計的發(fā)展過程來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擁有不同的產權制度，而產權制度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社會的利益分配關系，經濟運行體制與產權結構關系擁有嚴格的邏輯對應關系。審計在對經濟進行評價的同時，它所反映的就是該時期的產權制度。經濟體制的變動影響審計的發(fā)展，進而決定審計工作的復雜化和多樣化。伴隨著產權經濟結構的發(fā)展，審計在一定程度上趨于多樣化、層次化等，促使審計朝著更深層次的地方發(fā)展。因此，產權經濟學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審計理論的發(fā)展，豐富了審計理論研究的內容，從而開闊了我們的審計視野。

3技術經濟學前提

3．1技術經濟學簡介

技術經濟學是一門相互交叉的科學，是由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融合而成，是一門經濟應用科學。技術經濟學把技術與經濟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以選擇最佳技術方案。技術經濟學開闊了審計理論的視野，為審計提供了方法論基礎。

3．2技術經濟學的方法論在審計領域的體現

審計方法中的技術分析方法充分體現了應用經濟學內容中的技術經濟學原理。一個方案的實施需要消耗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等，但不管如何我們要確保決策的實現能夠保證最適宜的消耗。因此，在經濟效益審計中，需要運用一定的技術方法來對其進行評價，從而提出合理的改進建議。這種方法原理體現了技術經濟學的原理，為審計提供了方法論的基礎，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審計的基礎。在方法論方面，技術經濟學發(fā)揮著很大的作用。在當今的審計工作中，審計人員需要面對大量的審計資料，這就要求審計人員要構建經濟模型，利用數學工具來研究變量之間的關系，來預測審計的風險和被審計單位的信譽度。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審計的風險，并且提高了審計的效率，保證審計的工作質量。

4信息經濟學前提

4．1信息經濟學簡介

信息經濟學起源于20世紀40年代，發(fā)展于50～60年代，到70年代基本發(fā)展成熟。信息經濟學是信息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是一門研究信息的經濟現象及其運動變化特征的科學，其主要研究內容包括信息的經濟作用、信息的價值、信息的產業(yè)結果等多個領域的內容。信息經濟學中一個重要的概念———不對稱信息反映了審計關系雙方所掌握信息量的不同，而基于這一前提，對審計工作質量的衡量則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4．2不對稱信息在審計工作中的影響

在審計工作流程中，涉及經濟體制雙方的各自利益。一方面，委托方作為審計成本的承擔者，希望以最小的成本代價獲得更高質量以及渴望經濟主體獲得更有利于自身發(fā)展的審計判斷;另一方面，受托方作為審計工作的執(zhí)行者，基于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職業(yè)道德，要堅持合理并且嚴格的行為規(guī)范。委托方希望更多的表露經濟體制的優(yōu)勢所在，受托方則需全面考慮經濟體制的各項經濟因素進而作出合理的符合其職業(yè)道德的審計判斷。因為，基于這一前提，委、受托各方對經濟體制的信息掌握量則會存在很大不同。在受托方處于信息劣勢的情況下，要充分掌握經濟體制的經濟信息，這就要求受托方要進行全面的信息獵取以做出合理的審計判斷。審計工作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由經濟體制各方履行其職責而共同促進其產生的。委托方需全面披露企業(yè)各項真實的經濟因素，受托方要利用其專業(yè)知識對其進行合理的判斷，兩者相互協(xié)作，共同促進，審計就是在這樣一種相互協(xié)調、相互促進的發(fā)展過程之中不斷前進的。

5結論及后續(xù)研究進程

經濟學經過長時間的發(fā)展，其理論更加趨于完善，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為審計的發(fā)展開啟了一種全新的思路。從本文的內容可以看得出來，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審計的理論，并為審計理論的發(fā)展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方向。把經濟學的思路運用在審計之中，為審計工作者提高其工作質量，完善審計信息，改善其工作效率指明新的方向。對于本文只是自身歸納，在具體理論方面還有些許不足，還需進一步的加深研究。如計量經濟學在審計之中的體現會在很大程度上推進審計工作質量以及技術經濟學在審計中的應用都會推動其發(fā)展。因此，審計理論與經濟學原理的結合需要進一步探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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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亞兵，陳力生．審計風險成因———基于信息經濟學的分析［J］．會計與經濟研究，2005，19(6):57－62．

［6］姚艷．審計獨立性的內涵及其經濟學解讀［J］．科技創(chuàng)業(yè)月刊，2007，20(2):66－67．

篇6

關鍵詞：范式；范式轉換；經濟哲學；經濟思想

“范式”是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最早提出來的，是庫恩歷史主義科學哲學的一個關鍵、核心的

概念?！胺妒健崩碚撛谟绊懽匀豢茖W史研究的同時，也在社會科學界尤其是經濟學界引起了積極的回應。文章將利用庫恩的“范式轉換”理論將西方經濟思想的轉換，從范式上作初步梳理并加以簡要的分析。

一、庫恩“范式”理論概述

在《科學革命的結構》著作中，庫恩定義“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學共同體從事某一類科學活動所必須遵循的公認的‘模式’，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觀、基本理論、范例、方法、手段、標準等等與科學研究有關的所有東西?！边@一定義得到其他學者們的認同，并且在歸納了庫恩在不同場合關于“范式”的多元解釋的基礎上，重新將“范式”定義進行了整合，給出了更為完整的表述：“范式是某一科學共同體在某一專業(yè)或學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這種信念規(guī)定了他們的共同的基本觀點、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為他們提供了共同的理論模式和解決問題的框架，從而成為該科學的一種共同的傳統(tǒng)，并為該學科的發(fā)展規(guī)定了共同的方向。

庫恩認為：在前科學時期，一門科學尚未形成范式，即研究者對該學科的基本理論、觀點、方法沒有達成一致，各種學說爭論不休。經過一個長時期的激烈論爭，在該科學領域逐漸有一種學說得到公認，這時便形成了該學科的范式。范式的形成標志著該學科已形成了系統(tǒng)的學說體系，標志著該學科進入了常規(guī)、穩(wěn)定、持續(xù)的發(fā)展時期。在學科的發(fā)展時期，學者們對該學科的基本理論一般不存在懷疑和爭論，而只是爭論和修正自己對范式的理解。在學科發(fā)展的后期，隨著理論研究的深入、實踐的發(fā)展、研究對象和問題的變化，原有范式未被利用的邏輯空間越來越小，可供研究者調整自己觀點的余地變得越來越狹窄，原有范式已很難解釋實踐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人們開始對原有范式喪失信心，這時便出現了范式危機。在經濟學領域，隨著常規(guī)經濟學過程的持續(xù)和經濟生活的不斷變化，經濟生活中的新問題、新情況層出不窮，而在原有范式的邏輯空間和理論空間中又很難獲得合理解釋，使原有范式理論的解釋力下降，從而出現了經濟學的范式危機。

范式危機的出現蘊涵著科學革命的到來。在危機到來之時，人們在懷疑原有范式的同時，也在開始尋求新的理論和方法，尋求建立新的科學邏輯系統(tǒng)。也就是說科學發(fā)展是有規(guī)律可循的，有一個動態(tài)的模式：前科學常規(guī)科學反常和危機科學革命新的常規(guī)科學。庫恩認為：整個科學發(fā)展史就是遵循這樣一個動態(tài)模式的周期運動規(guī)律而不斷向前推進的，科學從一個階段發(fā)展到另一個階段，必然有其自身產生、積累、發(fā)展、消亡的過程，即科學革命。簡言之，科學革命的實質是“范式轉換”，即新范式代替舊范式的過程。庫恩的范式理論，尤其是“范式轉換”理論，揭示了事物發(fā)展的歷史狀態(tài)和內在發(fā)展規(guī)律，對人們理清所從事領域的發(fā)展路徑以及把握其領域的未來走向都有啟發(fā)作用。

二、從范式轉換看西方經濟學發(fā)展史

西方經濟思想的歷史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哲學，然而現代意義的經濟學卻只是在最近的二三百年里才真正形成。從這個角度考察，經濟學被認為是一門年輕學科是有根據的。在西方經濟學發(fā)展史上，曾經發(fā)生過五次經濟理論革命，分別由亞當斯密（1776年）、大衛(wèi)李嘉圖（1817年）、約翰穆勒（1848年）、艾爾弗雷德?馬歇爾（1890年）和凱恩斯（1936年）發(fā)起。這些不同歷史時期主導理論的形成和發(fā)展，無一不體現了庫恩的范式轉換思想，從而將西方經濟學發(fā)展史分為了三個經濟學范式：前古典經濟學范式、古典經濟學范式、現代經濟學范式。

（一）前古典經濟學范式

前古典經濟學范式首先起始于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經濟思想，古希臘是西方經濟思想的源頭，在公元前6世紀就開始探討商品、貨幣、貿易和生息資本等問題。而古羅馬則將希臘人的經濟思想發(fā)展成為一些制度，對后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個時期的思想家們對于財富或有價值的東西有一些直覺的觀點和經驗的論述，但并不真正涉及經濟學含義的價值形成問題。形成于這個時期末的重商主義學派把貨幣看作是唯一的財富，但這種定性的規(guī)范是以黃金和白銀的自然屬性為根據的。他們認為經濟體系中只有農業(yè)生產才會創(chuàng)造和產生財富，而其他部門都不會創(chuàng)造或形成價值，因此重農學派主張土地是財富的真正源泉。此種經濟范式在歐洲歷史上最典型的封建統(tǒng)治時代非常興盛。這個時代經濟思想的核心是維護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并力求對逐漸出現的商品貨幣關系加以規(guī)范。

（二）古典經濟學范式

1、亞當斯密的“經濟人假設”。亞當斯密不認同重農學派的價值觀。他認為重農學派的觀點太過狹窄，不應該將當時已日益重要的工業(yè)生產排除在價值形成過程之外。因此，他修正了重農學派的觀點，用比農業(yè)生產寬闊得多的邏輯外延來界定“勞動”概念并分析經濟體系的價值形成。亞當斯密認為，凡人類勞動都會創(chuàng)造財富，從而都會形成價值，所以財富的產生不單單局限于農業(yè)生產，而且也不局限于工業(yè)生產，甚至不局限于經濟體系的生產過程。他建立了政治經濟學的范式和理論體系，使政治經濟學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并提出了“經濟人”假設，把人的本性視為利己的欲望和互利的道德理性。同時他的“看不見的手”理論，創(chuàng)建了經濟學最初的分析框架。

2、大衛(wèi)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亞當斯密以后，經濟學圍繞斯密自由主義范式繼續(xù)發(fā)展。一方面，古典政治經濟學不斷成熟，大衛(wèi)李嘉圖把經濟學抽象為一種工具，既發(fā)展了亞當斯密的體系，同時也走向了只注重邏輯推理的極端。另一方面，亞當斯密體系中的庸俗成分也獲得了發(fā)展，并逐漸從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中獨立出來。與此同時，亞當斯密范式不斷面臨來自現實的詰難。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國家主義者、歷史學派都先后對斯密的自由主義提出了質疑。大衛(wèi)李嘉圖最早采用了理性邏輯演繹法，就經濟學方法論而言，邏輯演繹就是利用一個抽象的理論結構，揭示經濟現象的因果關系。他吸收了亞當斯密勞動價值理論中的合理成份，拋棄了亞當斯密把消耗的勞動與購買的勞動混為一談的二元勞動價值論。他認為，“商品的價值或其所能交換的任何另一種商品的量，取決于其生產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而不取決于付給這種勞動的報酬的多少?！彼麆?chuàng)造性地解決了商品的價值構成問題，從而破除了“斯密教條”，此外他還堅持勞動價值論，并以之為基礎，探討資本主義分配關系，又通過分配關系的研究深化了勞動價值理論，使之成為古典政治經濟學最成熟的勞動價值理論。

（三）新古典經濟學范式

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也稱為現代經濟學范式。其代表人物有約翰穆勒、艾爾弗雷德?馬歇爾和凱恩斯。

約翰穆勒代表的經濟學范式。從1820年到1830年間，英國的經濟學界發(fā)生了一場擁護和反對大衛(wèi)李嘉圖理論的斗爭，爭論的焦點是他的價值論是否能夠解釋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特別是能否以它為基礎解釋資本利潤的存在及其合法性。爭論的結果導致了勞動價值論的破產及其學派的解體。大衛(wèi)李嘉圖學派解體后，西歐主流經濟學的發(fā)展呈現出若干新動向。以亞當斯密和大衛(wèi)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提倡的經濟自由主義雖然仍被推崇，但其理論的基礎即勞動價值論已經遭到置疑，從中得出的勞動和資本相對立等一系列不利于資產階級統(tǒng)治的結論，已經遭到批判和拋棄。形勢的發(fā)展要求提出新的理論解釋和對策，西尼爾、巴師夏和約翰穆勒經濟學就是適應這種需要而產生的，并逐漸轉向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約翰穆勒堅持，經濟理論要成為科學，不但要有對經濟世界中基本范疇的抽象，更要確定各范疇間相互作用的方式，而后者往往產生混亂。他在《政治經濟學原理》中對亞當斯密提出的但卻缺乏系統(tǒng)論證的觀點，提供了更細致的分析，并用生產、交換、分配等范疇對經濟活動進行劃分，重新安排了政治經濟學體系，使之形式更加完備，論理更加充分。

（四）艾爾弗雷德?馬歇爾經濟學范式

繼約翰穆勒后，艾爾弗雷德?馬歇爾以完全競爭的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背景，對邊際革命以后的經濟理論進行了一個最為全面的總結和綜合，開創(chuàng)了當代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先河。他強調經濟學或經濟思想的發(fā)展是連續(xù)的。在此基礎上，馬歇爾綜合了前人的范式，尤其是調和了古典經濟學和邊際主義，把經濟學理論重新整合到“看不見的手”的旗幟下，完成了經濟學向新古典主義的過渡，形成了一個空前龐大的理論體系――新古典經濟學。他將“政治經濟學”改為“經濟學”，并在實際上從經濟學中取消了價值論。此后，西方古典經濟學就沿著馬歇爾所指出的方向不斷發(fā)展。直到美國制度學派開創(chuàng)制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

（五）凱恩斯經濟學范式

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fā)經濟危機，出現了經濟大蕭條。以“市場能夠自動調節(jié)平衡”為理論支柱的傳統(tǒng)經濟學面對如此嚴重的“反?！币换I莫展，由于“反?！狈磸统霈F而又未能被消化，終于使舊范式窮于應付而陷入危機。在這一背景下，凱恩斯進行了經濟學范式轉換的又一次革命。他的經濟理論范式可以概括為三點：第一，有效需求不足。由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資本邊際效率遞減以及流動性偏好的存在，會造成有效需求不足。這在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中是不會出現的，因為按照曾經的范式，供給總是能創(chuàng)造需求。第二，工資剛性。由于存在工資剛性，價格的變動是很遲鈍的，不能適應需求不足的變化。而在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中，工資和價格的變動都是迅速及時的。第三，市場無法自動出清。由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工資剛性，市場就無法自動達到供需平衡，即無法自動出清，所以會出現大蕭條。因此，凱恩斯主張國家干預市場。

從研究的思維方式和方法上，他的經濟理論是從“總量”上來研究資源利用問題的，著重考察總體經濟的運行和調節(jié)，注重總量分析、短期分析和非均衡分析。因而，他的理論被稱為宏觀經濟學，它有效地解釋了大蕭條，從而取代了舊的經濟范式。

三、經濟學中新經濟范式替代舊范式的條件

范式危機的出現預示著經濟學的范式轉換革命即將到來。考察經濟學范式轉換的歷史發(fā)展，可以看到，在理論林立、觀點紛爭的經濟學范式轉換時期，能夠脫穎而出最終上升為新范式的理論觀點大都符合以下條件：

第一，新的經濟范式取代舊的經濟范式必須能夠為經濟學新的常規(guī)發(fā)展帶來更廣闊的邏輯空間和理論空間并更加優(yōu)越，使經濟學的發(fā)展能夠進入一個新的常規(guī)發(fā)展時期。

第二，新的經濟學范式必須對現實經濟活動具有指導意義，只有能夠有力地解釋經濟現實，并據以引申出更有效的經濟政策，才有其存在的意義。

第三，新的經濟學范式必須符合歷史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歷史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決定著一個經濟學范式是否能夠更好地對經濟實踐進行總結，決定著一個經濟學范式是否能夠對現實經濟活動發(fā)揮積極的指導作用。

第四，新的經濟學范式必須同經濟學知識系統(tǒng)之外的其他知識形態(tài)和思想形態(tài)的主流思想相吻合，特別要與一定歷史時期作為“時代精神精華”的哲學觀點及其方法論相適應，這是因為經濟學范式的轉換是發(fā)生在經濟學思想的開放性邏輯層次上的。

從經濟學發(fā)展演變歷程看，經濟學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伴隨著經濟學范式的革命性進展，通過對經濟命題的完整闡述和科學推理，證明經濟學發(fā)展的客觀邏輯性，使之符合邏輯發(fā)展進程。可以預測，隨著經濟的迅猛發(fā)展，經濟學理論研究必將面臨更大挑戰(zhàn)，唯有通過加強以范式為主要研究內容的經濟哲學的研究，才能應對經濟發(fā)展的挑戰(zhàn)，促進經濟哲學的成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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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1、經濟學的理論范式

范式的概念和理論是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提出并在《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中系統(tǒng)闡述的。由于范式概念是庫恩整個科學哲學觀的中心，他試圖以此來概括和描述多個領域的現實科學， 而不僅僅是對科學史和哲學感興趣，因而從不同方面、不同層次和不同角度對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說明。很多人沒有注意到庫恩思想的這一特征， 往往根據自己的需要引述庫恩的某一解釋來闡述自己的問題。因而不免出現某些偏差。英國學者瑪格麗特。 瑪斯特曼對庫恩的范式觀作了系統(tǒng)的考察， （1987）他從《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列舉了庫恩使用的21種不同含義的范式， 并將其概括為三種類型或三個方面： 一是作為一種信念、一種形而上學思辨， 它是哲學范式或元范式； 二是作為一種科學習慣、一種學術傳統(tǒng)、一個具體的科學成就，它是社會學范式； 三是作為一種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個解疑難的方法、一個用來類比的圖象， 它是人工范式或構造范式。雖然范式的首要含義在哲學方面，這也是庫恩范式的基本部分， 但是， 庫恩的創(chuàng)見和獨到之處則在于范式的社會學含義和構造功能。與一般科學哲學思維的抽象性相反， 庫恩特別強調科學的具體性，并把具體性看作是科學的基本特性， 因為他認為， 一套實際的科學習慣和科學傳統(tǒng)對于有效的科學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 它不僅是一個科學共同體團結一致、協(xié)同探索的紐帶， 而且是其進一步研究和開拓的基礎； 不僅能賦予任何一門新學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決定著它的未來和發(fā)展。這樣一來，庫恩也就把具體性作為自己哲學思想的核心， 在實際的“圖象”、“模型”和“哲學”之間劃了一條界限，使自己的思想與其他科學哲學區(qū)別開來。庫恩的構造范式就是這種實際的“圖象”和“模型”，它不僅使常規(guī)科學解疑難的活動得以完成，從而成為開啟新學科的契機和手段， 而且在應用模型和形而上學之間建立起一種新的相互關系， 解決了從一般哲學理論轉向實際科學理論的途徑問題。我們以下的分析主要是討論和運用范式的后面兩種含義。

經濟學的范式一般總是以經濟效率為中心， （張宇燕，1993）以分工、交易和合作為內容， 以供求均衡分析、邊際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為方法， 而形成的一個有機的整體， 它是從不同的經濟學理論中抽象概括出來的。然而， 不同的經濟學理論卻有不同的理論范式， 這些具體的理論范式雖然沒有超出和脫離經濟學一般范式的范圍， 但以上各個組成部分的地位作用、相互關系、側重方面、聯(lián)結方式均不相同， 因而使得不同經濟學理論的理論體系也大相徑庭。

在以經濟效率為中心這一基本觀點上， 各種經濟理論學說都是一樣的， 區(qū)別在于強調得夠與不夠， 是否能貫徹始終。

新古典理論對此十分明確， 而且一貫到底。它其所以專注于資源配置的研究， 就在于尋求有效配置資源的方式， 它其所以推崇市埸制度， 就是因為市埸是一種有效配置資源的機制； 它關于在一定條件下的最大化的概念， 以及以此作為對一切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進行理論分析之基礎， 正是以經濟效率為中心的具體體現。翻開新古典經濟學教科書， 效率觀念和效率思想會深入到每一個讀者的腦海之中， 融化在他們的思維之內， 成為他們的科學習慣和科學傳統(tǒng)。

在傳統(tǒng)社會主義經濟學的范式中， 效率中心也是看得出來的， 傳統(tǒng)經濟學其所以把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目的， 所依賴的正是經濟效率的不斷提高； 其所以特別強調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fā)展， 就是因為在它看來， 只有這樣做才能減少和避免失衡和浪費， 從而獲得和保持經濟運行的效率； 傳統(tǒng)經濟學把創(chuàng)造比資本主義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作為社會主義制度優(yōu)越性的集中體現， 也說明了這一問題。孫冶方的《社會主義經濟論》提出“以最少的勞動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作為“貫穿全書的紅線”（1985）， 是其中對經濟效率中心表述得最清楚的。但是， 在傳統(tǒng)經濟學中，效率中心的思想和觀念并不十分堅定， 也沒有貫徹到底， 當傳統(tǒng)經濟學致力于政策解釋、道德說教和價值判斷時， 往往就離開了效率中心， 甚至用公平、平等代替了效率。

經濟學的理論范式都離不開對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 但這種考察在每一種理論中都有著明顯的不同。

亞當。 斯密對之進行了初步而全面的考察， 形成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在《國富論》中， 斯密不僅說明了分工的好處和交換的意義，而且說明了分工和交換的關系， 所謂“分工受市埸范圍的限制”， 就意味著人的生產活動以人的交換活動為條件， 進而揭示了分工和交換是國民財富增長的動力和源泉； 斯密提出了“簡單天賦自由體制”或稱自由競爭、自動調節(jié)的市埸模式， 建立了一個進行經濟分析的原始模型， 但又不把它作為一個假定的抽象概念， 無條件地、絕對地堅持它， 而是提出了種種限制和例外， 表現了對其他交易方式的肯定； 斯密通過“簡單體制”找到了個人自由和社會經濟發(fā)展之間的互補性， 揭示了合作及其秩序的意義，不僅說明了人們之間存在著和諧一致的合作， 而且存在著矛盾和沖突。

克思繼承和發(fā)揚了古典經濟學的傳統(tǒng)， 全面考察了分工和交換、生產和交往、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及其相互關系， 恩格斯把生產和交換看作經濟曲線的縱坐標和橫坐標； 馬克思特別注重于人與人之間利益矛盾和利益沖突的分析， 同時對“人的全面自由發(fā)展”和“全體自由人的聯(lián)合”（1972）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從而以人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的交互影響為基礎， 描繪了一幅歷史發(fā)展的圖畫。

新制度經濟學堅持和發(fā)展了古典經濟學的傳統(tǒng)， 不僅堅持了康芒斯提出的交易和交易方式的概念， 用它來代替生產關系和交往方式之類的抽象概念， 以為經濟分析的基本概念， 進而考察了除市埸交易以外的其他交易方式， 而且提出了交易費用的概念， 并將其納入新古典經濟學方法的分析之中， 對分工、交易和合作，即人類的全部經濟活動作出了統(tǒng)一的解釋。

新古典經濟學偏離了古典經濟學的傳統(tǒng)， 形成了自己的理論范式。這集中反映在對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中。它分析了資源配置和生產費用， 考察了規(guī)模經濟和技術選擇， 還討論了市埸結構， 也就是考察了分工的狀況和經濟性。所謂稀缺資源的最優(yōu)配置， 就是合理的勞動分工； 所謂規(guī)模經濟， 就是分工及其基礎之上的集中所到的節(jié)約和利益； 所謂市埸結構， 實際上就是分工結果在市埸上的表現； 而技術選擇， 實際上就是進行分工的方式； 至于在生產過程中發(fā)生的成本， 即生產費用，就是不同資源配置方式和技術選擇方案的代價， 也就是作為生產方式基本形式的分工的成本。但是， 它沒有也不能對分工及其程度的決定和發(fā)展作出解釋。新古典經濟學不僅研究了市埸交易， 而且以此作為全部內容， 同時對自由市埸體制作了絕對的、無條件的解釋， 新古典的均衡就是市埸供求均衡和市埸自動實現的均衡， 新古典的最大化既是市埸交易的前提， 又是市埸交易的結果。盡管如此， 新古典經濟學對交易的研究又非常膚淺和非常片面， 由于對交易的考察僅僅局限于市埸交易，而對市埸交易的考察又僅僅分析產品的交易和要素的交易， 因而在新古典理論中，既沒有交易方式的概念， 也沒有交易費用的分析。新古典理論也考察了合作問題，但是基于對交易問題的局限性， 其對合作的考察僅僅限于市埸中一拍即合的買賣關系和和諧的競爭關系， 也就是說， 在新古典理論看來， 人們之間的合作是無阻礙、無摩擦， 因而是無條件的。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特征不在于它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 而在于這種分析的片面性， 即它只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的一個方面、一個部分、一種情況， 也就是只分析了它們的物質技術聯(lián)系和物質技術特征。

篇8

【論文摘要】在經濟全球化不斷發(fā)展的背景下,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問題日益凸現,并成為魚需解決的主要議題。為此,一些經濟學家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出發(fā)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可貴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和研究方法。

1早期發(fā)展經濟學關于發(fā)展中國家經濟安全的相關論述

20世紀50～60年代,在發(fā)展中國家紛紛走上獨立之路后,謀求經濟的發(fā)展以捍衛(wèi)經濟和利益成為其首先面臨的重要任務。發(fā)展經濟學理論受命于危難之際,以研究發(fā)展中國家的工業(yè)化進程為己任,試圖通過揭示經濟發(fā)展的途徑和規(guī)律,為發(fā)展中國家設計出合理的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和發(fā)展道路。在研究該論題的過程中涌現出眾多的理論觀點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論觀點不同程度地蘊涵著有關經濟安全的理論分析。在這一時期的理論紛爭中,許多經濟學家在探討經濟發(fā)展理論的同時也涉及到國家經濟安全和經濟利益的研究。

根據發(fā)展經濟學家劉易斯等學者的觀點,發(fā)展中國家經濟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點就是普遍存在著明顯的剛性結構,這種結構剛性不僅表現在經濟結構方面,同時也表現在社會結構方面,為了克服結構剛性,發(fā)展中國家必須加快工業(yè)化進程。而在推進工業(yè)化過程中,受國內市場機制不完善的制約,發(fā)展中國家必須注重發(fā)揮政府在制定經濟計劃和推進工業(yè)化中的宏觀調控作用。經濟學家丁伯根等曾詳細論述了在發(fā)展中國家實施經濟計劃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認為發(fā)展中國家只有在政府主導下踐行發(fā)達國家的工業(yè)化和經濟增長模式,以資本積累等核心生產要素的大量投入為驅動力不斷推進工業(yè)化進程并最終實現經濟增長,才能更好地維護經濟自和經濟利益。因此,在本國經濟資源、尤其是儲蓄和資本積累不足的情況下,發(fā)展中國家應積極引入外資,通過利用外資彌補資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響的理論是美國發(fā)展經濟學家錢納里提出的雙缺口模型,該模型曾就發(fā)展中國家引進外資的必要性進行了相當經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論點是發(fā)展中國家為實現經濟發(fā)展目標所需的資源投入與國內有效供給之間存在的缺口只有通過引入外資才能得到有效填補。他認為,外國直接投資的活動不僅能夠提高當地的資本積累并促進經濟增長,而且能夠帶來較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改善當地的就業(yè)水平,從而增加發(fā)展中東道國的經濟利益和經濟安全。在上述理論的影響下,發(fā)展中國家普遍沿襲了西方發(fā)達國家的經濟發(fā)展道路,實施了以工業(yè)化和資本積累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針對發(fā)展中國家經濟滯后急需實行大規(guī)模的經濟變革和重大結構調整的現實,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議和措施,從而使發(fā)展中國家在短期內取得了一定的經濟績效。如建立了獨立的、全面的國民經濟體系,在增加資本積累的過程中,注重通過引入外資為民族經濟發(fā)展服務。從20世紀50～60年代開始,大量的外資涌入發(fā)展中國家尤其是拉美和東亞地區(qū),促進了其國內經濟發(fā)展和增長,并使經濟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視的是,這種唯工業(yè)化的理論和戰(zhàn)略在總的經濟績效尤其是經濟安全方面卻收效甚微,不僅沒有達到改變結構剛性的預期目標,反而惡化了經濟結構的畸形發(fā)展,甚至出現有增長而無發(fā)展,失業(yè)率上升,貧富分化和社會矛盾加劇等局面,從而嚴重影響到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和發(fā)展,與此同時,發(fā)展中國家與發(fā)達國家的發(fā)展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不斷擴大,并且前者對后者的資金、技術以及市場等方面的依賴性也在不斷加大,經濟安全問題不斷凸現并且深深困擾著發(fā)展中國家。

2早期發(fā)展經濟學在研究發(fā)展中國家經濟安全方面的局限

發(fā)展經濟學的終結目標是推動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發(fā)展并維持國家的經濟利益和安全。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發(fā)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外部環(huán)境也隨之發(fā)生了根本變化。發(fā)展中國家在獨立之初,各國經濟相關度相對較低,其時,經濟全球化進程嚴重受制于冷戰(zhàn)格局,從而使進口替代的保護政策和內源式的經濟增長成為發(fā)展中國家維護經濟安全和促進經濟發(fā)展的戰(zhàn)略選擇。與之相應,發(fā)展中國家開始從自身條件出發(fā)研究經濟問題,逐漸形成發(fā)展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并一度成為研究發(fā)展中國家經濟社會實踐最受歡迎的顯學。與增長理論、新自由主義理論、制度主義理論等以西方經濟社會發(fā)展經驗為范本進行的空洞說教和令人沮喪的結論相比,發(fā)展經濟學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夠立足于發(fā)展中國家的實際,而不再以西方較為成熟的市場經濟和基本完成的工業(yè)化為背景和依據,深刻地認識和分析發(fā)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fā)展中所面臨的主要任務和存在的主要問題,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種建議和構想,即使不能完全滿足指導發(fā)展中國家經濟實踐的需要,至少也為滿足這種需要提供了現實的理論基礎和基本思路。其時,雖然傳統(tǒng)的發(fā)展經濟學己開始涉及經濟安全問題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經濟安全問題方面仍存在著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處。

2.1對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嚴重忽視

冷戰(zhàn)的終結為蓄勢已久的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提供了歷史性契機,從而使發(fā)展中國家的外部經濟環(huán)境發(fā)生了根本性改變。在相當程度上,經濟全球化使發(fā)展中國家既往通過進口替代“自力更生”維護經濟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國家間經濟相關度的迅速提高使發(fā)展中國家對外部市場和世界整體經濟環(huán)境的依賴日益加大,對外部因素可能導致的經濟風險和危機的敏感性也明顯增強,而其本身在資本積累、市場環(huán)境、制度設施、技術構成等方面的總體劣勢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現,如何規(guī)避風險、順利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而不因噎廢食,已經成為發(fā)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fā)展所面臨的重大歷史課題,換言之,如何維護本國經濟安全從而確保自身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順利發(fā)展是當前發(fā)展中國家面對的當務之急,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經濟危機和波動促使這一歷史課題成為影響發(fā)展中國家生存與發(fā)展的關鍵環(huán)節(jié)。但是,面對研究對象內外部環(huán)境和條件的深刻變化,傳統(tǒng)的發(fā)展經濟學卻仍以民族國家為限,忽視了經濟全球化對發(fā)展中經濟的影響,這種脫離實際的研究理路使傳統(tǒng)的發(fā)展經濟學難以對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包括經濟安全做出合理科學的解釋,由此導致其理論價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對此,著名經濟學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釋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滯后。實際上這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實質,原有分析模型滯后的關鍵在于外部環(huán)境的徹底改變。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經濟理論中的數理統(tǒng)計與數學模型,從而導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無法繼續(xù)利用相對封閉的研究體系闡釋開放環(huán)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經濟問題并陷入理論的困境。

2.2對經濟安全問題的深入研究明顯不足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發(fā)展中國家在經濟發(fā)展過程中面臨的最大的外部問題已不再是資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及時地抓住經濟全球化所提供的發(fā)展契機,順利地融入這一進程并實現經濟發(fā)展和經濟安全的平衡。因此,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經濟安全問題已經成為發(fā)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fā)展中必須正視和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而傳統(tǒng)發(fā)展經濟學的理論范式雖然認識到經濟安全問題的重要性并對一些具體領域的安全環(huán)境和戰(zhàn)略等進行了一定的探討和分析,但始終沒有根據全球化發(fā)展的需要對經濟安全問題進行深入系統(tǒng)的研究,與之相應,對其做出的理論回應和解釋也相當有限和貧乏。

2.3對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狀況缺乏深刻認識

傳統(tǒng)的發(fā)展經濟學雖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發(fā)展經濟學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和分析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其所倡導的研究路線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經濟發(fā)展為模板,對發(fā)展中國家后發(fā)外生型的具體國情以及與發(fā)達國家完全不同的國際經濟環(huán)境和初始條件認識不夠。因此,當發(fā)展中國家照搬發(fā)達國家的理論和經驗時,不可避免在實踐中紛紛遭遇碰壁。一些有遠見的經濟學家曾對此做出了精辟的論斷。如繆爾達爾指出:只要這些理論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這種假定為普遍適用的理論可能就沒有什么危害,但是,用這些理論來研究諸如南亞等欠發(fā)達國家一一這些理論并不適用于這些國家,后果就嚴重了?？傊?傳統(tǒng)的發(fā)展經濟學理論主要以發(fā)達國家的經濟發(fā)展歷程解讀經濟發(fā)展的普遍規(guī)律,致力于找出經濟發(fā)展的共同特征和決定因素,他們秉持內部結構決定論的觀點,認為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不發(fā)達和經濟不安全根源于其內部因素,如資本匾乏、工業(yè)化滯后。因此,這些國家要實現經濟發(fā)展,維護和拓展經濟安全時,必須革故鼎新,效法發(fā)達國家經濟發(fā)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導。’而事實證明,由于這種經濟理念沒有充分認識到發(fā)展中國家經濟狀況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導實踐時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弊端。

參考文獻:

[1]俞可平.全球化與政治發(fā)展[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